⑩例如，在普通法系，与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意涵相近的是法院司法审查中对正当目的(proper purposes)和相关考虑(relevant considerations)的审查。
制定机关对备案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向备案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申请复核。但是对最终备案审查处理决定不服时，各地规定的纠错机关差异较大，具体有三种情况：一是由原备案审查机构纠错。
提起条件一般包括提起方式、提起时效和实体标准等三个方面。在预防和纠错的制度配比上，设置事前的错误预防和阻却机制是首选和重点，[25]是保证备案审查质量的关键，有助于从根源上化解审查结论存疑的风险，[26]也有利于维护备案审查机关的权威。鉴于预防机制改良的过程性、长期性及其内部性，在宪制框架下增设纠错程序，集中优势资源处理存疑个案，有利于提升制度效能、监督刚性和审查质量，充分贯彻法制统一的宪法目标，因此实行事前预防与事后纠错的双轨模式更符合中国实际。备案审查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法制统一、消除法律规范冲突，如果备案审查结论出错，将会给法制统一带来新的困难与障碍，进而破坏宪法和法律的权威。[7]并且该案是否涉及合宪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还有一些政府为了规避更高级别的备案审查机关监督，就要求下级政府代其发文，使自己成为监督者。有些地方备案审查机关难以摆脱地方保护主义，不敢或不愿得罪当地实权部门。德沃金的立场为众多学者所继承、发展。
首先，如果区分对待对个人只产生轻微消极影响，适用明显性审查（Evidenzkontrolle）。由此可见，通过发展出适用于同类个案的权衡原则，可以提高法益权衡的客观性。由此可见，从技术上主张不同法益之间不可通约、因此不可权衡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公共利益分为特别重大、重大和一般三个档次，个人权利受到的限制分为轻度侵犯、中度侵犯、重度侵犯三个档次。
具体而言，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进行沟通和协商，相互理解，承认对方有相应权利。此外，如果一人的观点以虚假事实为依据，那么，对其意见自由设定较大限制也是正当的。
相关论者主张，为了在对立法益之间进行权衡，需要借助一个法益衡量的共同尺度。一旦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就承认了有关偏见具有正当性，这的确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道德立场。实际上，任何规范都承载、体现、并服务于一定的价值，规范和价值之间并不存在这一区分。五、结语 公权力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符合狭义比例原则，取决于法益权衡的结果。
此外，公权力还应当遵守法律。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这一影响深远的变迁表明，基本权利的适用中应当同时追求可预见性和实质正义。该案的关键在于军方对军官私人生活的干预是否存在充分的正当化理由。如果两个法益无法通过共同尺度进行衡量，两者之间也就不可通约，也就不可比较。
在这种意义上，可预见性和实体正义之间相互促进。基于平等观念，弱者有权要求政府给予其与其他成员同等的关心和尊重。
在价值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也就应当对孰先孰后作出安排。在伦理问题上，特定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形式构成了参照系。
对此，一些学者从理论角度提出了三个原则性诘难和一个技术性质疑。适用规范，意味着应当作出符合规范要求的确定行为。事实陈述与发言者之间不存在紧密联系，具有客观中立的外观，受众通常无法亲自核实，只能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价值判断与名誉权发生冲突的，原则上意见自由优先，但是存在两个例外：首先，人的尊严是宪法上不可权衡的最高价值和最高原则，任何行为与人的尊严发生冲突，则构成违宪，无需进行权衡。下文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意见自由、平等权与对立法益之间的法益权衡实践为例，探讨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在私人领域，名誉权原则上优先于意见自由。
由于这种情况下的区分对待对个人产生较严重的消极影响，有关法律必须是追求重要的公共利益。就实证化基本权利而言，任何一部宪法都是特定国家的人民（或者说有实力代表该国人民的特定群体）根据其秉持的价值伦理观念制定的，包括基本权利在内的所有宪法规范，自然就承载了立宪者的价值观。
鉴于辨别力较差的受众容易轻信不实陈述并受到误导，事实陈述具有较大危害性。二是区分标准超出个人控制范围，导致个人无法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来趋利避害，而只能被动接受不利后果。
其次，为了一般公共利益对权利作出中度和重度侵犯，为了重大公共利益对权利作出重度侵犯，都不符合狭义比例原则。总之，个人权利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性、无需进行权衡的看法，仅仅适用于权利与偏见等非正当因素发生冲突的情况。
三是就基本权利的享有进行区分对待，使得不同群体在不同程度享有自由和权利。宪法教义学的研究应当关注法益冲突，发展出相应的权衡规则，用于指导法益权衡实践。适用价值，则应当追求最大程度上实现价值，并在两个价值出现冲突时进行权衡。最后，立法者追求的诸多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张力，这也导致法律之间存在冲突。
在权利与正当的对立法益发生冲突时，权利并不当然享有优先地位，而是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法律具有这些性质时，个人可以得知法律鼓励、允许还是禁止特定行为，个人可以据此进行利益计算，趋利避害，从事被鼓励和允许的行为，不做被禁止的行为。
在这方面，大量相似个案的审查中可能形成适用于同类情况的权衡规则，它们或许能够用于指导相似个案的审查，从而提高可预见性。那么，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否成立？其核心立场是道德与伦理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基本权利属于道德范畴。
尤其是前三类基本权利，只是未填值的占位符，对制宪者提供了指导，有待于得到细化。一国宪法上实证化的基本权利体现价值，与其他法益发生冲突时则应当进行权衡。
还有学者认为，法益权衡导致不确定性，这违反法治原则。如下表所示，阿列克西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九种情况。因此，在基本权利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不仅应当关注权利受到限制的程度，也必须同时考虑相关权利本身的重要性。其中，萨基拉基斯（Tsakyrakis）对权利权衡的质疑具有代表性。
德沃金等学者则坚持权利在道德上高于公共利益，反对两者之间的权衡。例如，货币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衡量尺度，如果相关法益都以经济利益为内容，则可以用货币予以衡量，并进行相互比较。
对于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还需要各自进一步予以区分。例如，权衡时应当考察争端的前因后果。
他主张，法益权衡思维预设任何事物都可以权衡，而人权保护个人作为道德主体（moral agents）的身份，既不可量化，也不可权衡。虽然这一过程中需要作出判断，但这并不是一种纯粹诉诸个人主观偏好的心理活动。